九日山祈風石刻位于泉州城區西郊的南安市豐州鎮旭山村九日山，東距泉州市區7.5公里，距南安市15公里。分布在東西兩峰，共10方，其中東峰1方，西峰9方。時間最早為南宋淳熙元年（1174）虞仲房祈風石刻，最晚為咸淳二年（1266）趙希?祈風石刻。記載冬季祈風6方，夏季祈風3方，冬、夏季祈風1方。

九日山祈風石刻是12-13世紀泉州地方官員主持航海祈風祭祀活動的文字記錄，體現了朝廷對海外貿易的重視。

古代船舶在海上航行，主要靠風力驅動，中國人很早就對風有認識，西漢時期，中國航海者已利用季風航海。宋元時期，季風在航海中的應用更加嫻熟，利用太平洋夏季吹東南風，冬季刮西北風，“北風航海南風回”。海上風云變幻莫測，經常發生翻船人亡的海難。航海者勇于拼搏，與大自然進行頑強的斗爭，也尋找各種神靈作為精神支柱。當時對這些自然現象既不能完全掌握，又無法用科學的方法來解釋，于是把希望寄托于神靈的保佑，認為“舶之至時與不時者，風也，而能使風之從律而不愆者神也”。把通遠王、媽祖、玄天上帝等神祇作為海上保護神，各種宗教信仰者把信仰的神祇作為船神，奉請船上，保護航海平安。

為祈求順風和航海平安，宋朝在各地舉行祈風和祭海活動。

祈風有不同類型，有朝廷官員主持的官方祈風典祀，如泉州與廣州的祈風祭祀；有民間商人船員在海南島瓊州貞利廟、廣東澄海樟林港風伯廟、惠安大蚶廟、莆田崎頭鄉羅仙廟、長樂演嶼昭利廟、金門太武廟等舉行的祈風活動。伊斯蘭教徒在海上航行時，祈禱真主保佑，或在謝赫阿布·伊斯哈格墓前祈禱，或到泉州靈山圣墓行香、到泉州清凈寺祈風等。澳門望人廟為葡萄牙人向海神老楞佐祈風，主要儀式是由婦孺繞廟“呼號”，以祈南風。祈風還用于戰爭，以求順風。在宋金戰爭中，宋將李寶遣曹洋與黃端“禱于石臼神祈風”，助順打敗金兵。

宋代統治階級重視祈風典禮，兩知泉州的真德秀《祈風文》云：

惟泉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舶之至時與不時者，風也。而能使風之從律而不愆者，神也。是以國有典祀，俾守土之臣，一歲而再禱焉。嗚呼！郡計之殫，至此極矣，民力之耗，亦既甚矣！引領南望，日需其至，以寬倒垂之急者，唯此而矣！神其大彰厥靈，俾波濤晏清，舳艫安行，順風揚帆，一日千里，畢至而無梗焉。是則吏與民之大愿也！謹頓首以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5)

五祈風石刻中“修故事”“遵故事”“遵令典”“遵彝典”“修歲祀”，說明祈風典禮為南宋以前的常典。宋朝祈風的時間為每年夏冬兩季。夏季刮東南風，商舶從南番歸航，祈風時間泉州為四月。冬季刮西北風，商舶順風南下，祈風時間為十月、十一月或十二月。宋林之奇，紹興二十一年（1151）進士“由宗正丞提舉閩舶，參帥議”，作《祈風舶司祭文》曰：“夫祭有祈焉，有報焉。祈也者，所以先神而致其禱；報也者，所以后神而答其賜。祈不可以為報，而報不可以為祈，自古然也。而舶事之歲舉，事祀典于神則異乎。是于夏之祈，有冬之報，于冬之祈，有夏之報。”(林之奇：《祈風舶司祭文》，載乾隆《泉州府志》)

九日山祈風的地點，有籠統稱祈風于“此山”（趙希?石刻）；有于“延福寺”（方澄孫石刻）；有于“延福寺通遠祠下”（虞仲房石刻）；有于“通遠王廟”（林枅石刻）；有于“延福寺通遠善利廣福王祠下”（司馬伋石刻）；有于“昭惠廟”（倪思、謝埴石刻）；有于“昭惠祠”（章梾石刻）。總之，祈風地點為九日山延福寺之通遠王祠（昭惠廟）。

祭祀的神祇為海神通遠王，《閩書抄·方外志》云：“神永春樂山隱士也，居臺峰，后仙去，著靈響，人祠之，呼嗡爹。唐咸通中，山僧欲建寺，求材樂山，遇一翁白須指其處，得杞、楠，夢許護送，一夕材乘潮下，眾神之，作靈岳祠，名殿神運，宋封神通遠王，賜額昭惠。嘉祐中，泉大旱，守蔡忠惠禱雨輒應，奏加封善利王，尋加號廣福、顯濟。”故祈風石刻中有通遠王廟（祠）、昭惠廟（祠）、通遠善利廣福王祠之稱。

通遠王是一位由山神變為海神的神祇，又是地方保護神，大旱時，郡守向他禱雨。泉州人祈求通遠王保佑，宋人王國珍撰《昭惠廟記》云：“吾泉以是德公為多，凡家無貧富貴賤，爭像而祀，惟恐其后。以至海舟番舶，益用嚴格。公嘗往來于烈風怒濤間，穆穆瘁容于云表。舟或有臨于艱阻者，公易危而安之，風息濤平，舟人賴之以靈者十常有八九。”（王國珍：《昭惠廟記》，《安平志》卷8《寺廟志》）通遠王作為海上保護神廣受泉州航海者崇敬。

祈風典禮由泉州市舶司主持，參加的官員有市舶司官員和地方軍政長官。市舶司官員有市舶司提舉：虞仲房、林劭、胡長卿、余茂實、趙師耕以郡兼舶、方澄孫攝郡兼舶。提舶寺丞劉克遜，舶幙趙崇盀，權舶干盧文郁，監舶李宏模，提舉?市王橚；地方軍政長官有：司馬伋、林枅、倪思、章梾、顏頤仲、趙師耕、謝埴、方澄孫；通判：折知剛、朱曾、戴溪、林力行、盧同父、趙夢龍；節度推官錢簞；南外宗正司宗正：趙子濤、趙公迵、趙不逷、趙師淯、趙希?；南外睦宗院主管留元圭；泉州左翼統制韓俊、陳世才；泉州兵馬總管紀智和；南安縣令王彥廣、薛季良、王廣翁、陳夢發，晉江縣令彭樵，惠安縣令趙與官，安溪縣丞劉輝叔等。

參加祈風典例的官員，除石刻記載外，還有元豐年間（1078-1085），轄官陳益“從守祈風，睹廟之靈。誓舍身為佐，遂植杖立化。僧泥益軀，別祠奉之”。這是文獻記載九日山最早的祈風。林之奇撰《祈風舶司祭文》。王十朋，乾道四年（1168）起知泉州，參加祈風典禮，寫《提舉延福祈風道中有作次韻》詩：

真德秀，嘉定十年（1217）知泉州，紹定中（1228-1233）再知泉州，參加祈風典禮，作《祈風文》。

祈風典禮是市舶司為番舶求順風而舉行的。番舶應包括外國來泉州貿易的船舶和中國到海外貿易的船舶。外國商人和中國商人應參加這一典禮，但九日山祈風石刻中，不見有他們的名字，這可能與中國傳統的輕商思想有關。

祈風的儀式，《宋史》云：“州縣祭社稷，奠文宣王，祀風、雨，并如小祀。”（《宋史》卷98《禮志》）小祀的儀式如酺神之祀，設祭壇，敬奉羊、豬、籩、豆、酒等祭品。然后上香，奏迎神曲，由提舉市舶司或郡守宣讀《祈風文》，再拜，退而瘞幣。

祈風典禮結束后，“散胙飲福，觴豆雜進，喧呼狼藉”。雖然有紹興四年（1134）慧邃禪師作水陸堂于延福寺之左，“自是，凡祈謝于此者，其牲饔牢餼、鱻蒿之費，易之為‘水陸會’，救物命，歲不知其幾千萬人。”（李邴：《水陸堂記》，乾隆《泉州府志》）但是事實上祈風典禮后之“飲福”并沒有因為慧邃禪師設“水陸會”而廢止。淳祐三年（1243）顏頤仲祈風石刻就有“禮成飲福”的記載。

參加祈風典禮的官員在酒足飯飽之后，游覽九日山名勝，或游憩于懷古堂、謁姜公墓，游蓮花峰，或登山瞻石佛，訪隱君亭，或待潮泛舟而歸。

九日山祈風石刻是我國僅存的祈風石刻，中外學者多次進行考察研究。

20世紀40年代，泉州海疆學校史地教師宋唏到九日山考察，抄錄、校勘祈風石刻，撰寫《宋泉州南安九日山石刻之研究》（臺《學術季刊》第3卷第4期，1955年6月）。方豪先生撰寫《宋泉州等地之祈風》（臺大《文史哲學報》1951年第3期），此文系方豪由中西交通史轉宋史研究之始，論文從文化來闡釋宋代的經濟發展。

吳文良先生是中國研究海外交通史的著名學者，對九日山摩崖石刻傾注了心力。20世紀50年代，到九日山抄錄、校對、考證九日山摩崖石刻，撰寫《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文物》1962年第11期）。1964年吳文良先生又寫《九日山摩崖石刻考證》一書（油印本）。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先生認為吳文良先生有關九日山摩崖石刻的研究成果填補了泉州海外交通史的空白，也是對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和“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一大貢獻。（轉引自馬丁尼：《“海上絲綢之路”研究與吳文良》，載《福建論壇》1991年，第1期）

1980年12月，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調查組對九日山石刻進行考察、校勘，認定祈風石刻現存10方。李玉昆《南安九日山摩崖石刻勘校記》（《泉州文史》第8期，1983年），對吳文良先生《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的石刻銘文做了校勘。

日本學者土肥祐子《宋代的泉州貿易與宗室——以趙士為中心》（《中嶼敏先生古稀紀念論集》1981年），研究祈風與宗室的關系；佐久間博正《泉州南安縣九日山的祈風——華人海上交通與民間信仰的一事例》（《駒澤史學》36號，昭和六十二年<1987>），研究祈風的禮儀、祭典，通遠王的起源、靈驗、封號等。

研究九日山的著作還有黃柏齡《九日山志》（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吳幼雄《九日山與海上絲綢之路》（《泉州學林》2010年增刊）。黃柏齡主編《九日山文化叢書》出版5種，九日山祈風文化研究會主編《九日山祈風文化叢書》出版10種等。

九日山祈風石刻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文物。1991年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綢之路”國際考察隊登臨九日山考察祈風石刻，并用中英文勒石紀念：

在九日山最后一次祈風典禮之后七百余年，我們，來自非洲、美洲、亞洲和歐洲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綢之路”國際考察隊員，乘坐阿曼蘇丹提供的“和平號”考察船來到這里。作為朝圣者，我們既重溫這古老的祈禱，也帶來了各國人民和平的信息，這也正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綢之路——對話之路綜合研究項目的最終目標。為此，特留下這塊象征友誼與對話的石刻。

（作者系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研究館員）